2010年在中国的南方深圳，有一个巨无霸的企业叫富士康，他是代加工厂的典型，富士康在全球当时就有近100万的员工，而仅仅是在富士康的深圳厂区，就有40万员工，但是2010年的1月到5月间，富士康连续发生了自杀事件，形成了十五连跳。

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富士康刚发生连续自杀，大概发生到第七起的时候，中央电视台新闻1+1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报道，这件事情报道之后，随着这件事情的报道，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关注富士康事件。当媒体越来越关注富士康事件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富士康连续的自杀事件并没有因此停止，反而愈演愈烈。

在5月8号之前，富士康总共发生了六起自杀事件，但是从5月8号到5月28号，仅仅20天的时间，前面差不多是四个月的时间，而后面是20天的时间。在20天的时间当中又连续发生了七八起自杀事件，自杀成了一个爆炸式的形态。我想大家也会注意到，当时所有的舆论都认为富士康自杀，是因为富士康是一个血汗工厂，这个血汗工厂导致了工人不堪被压迫和剥削，所以以死抗争。

这样的一个观点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，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和西方文化有非常大的差异，尤其在自杀问题上。在西方文化当中，自杀是对神的背叛，是对上帝的背叛，所以自杀的行为是一个叛造的行为。而在中国，我们的文化下面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自杀甚至是一个英勇和值得褒奖的行为。

比如说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再比如说，我们每年六月份都要纪念著名的古代的自杀者屈原，为此我们甚至会全国放假。所以，这样一个文化差异下面，当我们发生一些自杀事件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观点去对他进行归因，而富士康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归因就是这是一个血汗工厂导致的自杀事件。事实真相真是如此吗？也请你用手边的手机电脑，用你的互联网，你不妨去查一查，富士康自杀事件后面还有没有更多更深刻的原因。

包括，因为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关掉富士康的深圳厂区。甚至于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所有的工厂，我们把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老板是不是应该把他们赶回台湾，我们是否应该去报告这些自杀事件的细节？让我们更多地更详细地了解到整个这样的一些青年员工自杀的过程？这是我提的问题，请大家尝试思考，和用你的互联网去查一查相关的背景资料。

我在这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对富士康事件亲身调查的结果。因为当富士康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发生了六条的时候，那我作为整个富士康事件调查团的专家团的一分子，我也参加了关于富士康事件的调查工作。

我先后两次来到富士康深圳厂区，进行了深入的调研，第一次是在5月6日到8日，第二次是在5月26日到28日，这两次调研的结果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当时富士康事件上还没有被媒体广为报道，我们看到厂区，就像我们大学一样，非常平静。然后呢让我有点惊讶的是，这是我第一次和所谓农民工，尤其是二代农民工接触，他们也都是八零九零后，跟我们在校大学生几乎是同一个年龄，我接触他们的时候，有非常强烈的感受，那就是他们跟我们大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差别，他们也非常纯朴，他们也非常可爱，他们也非常时尚，他们也玩手机，他们也有跟我们同学一样的看动漫打电玩的这样一些爱好。所以他们真的非常好，非常可爱。

当我询问到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工厂发生的自杀事件的时候，他们会告诉我说，这些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，他们加班是自愿的，然后也有很多的月光族，他们不愿意加班然后挣多少钱，花多少钱。我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来到城市里打工是为了什么呢？他们会告诉我说，我来打工就是来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也许有机会可以留下来奋斗，如果没有机会我回到家乡也很不错，所以我第一次来到深圳富士康的厂区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些青年员工，他们跟我们大学生一样，他们都非常可爱，有朝气，有的时候很青涩，总之和我们一样，是我们一样的年轻的中国青年。

但是当第二次再来到深圳厂区的时候，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媒体对富士康自杀事件有很多细节的报道，包括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将一个青年的员工自杀的整个过程，怎么从宿舍里离开这个宿舍怎么走上阳台，怎么纵身一跃，整个过程都有详细地细节曝光。

而所有的媒体舆论都在指责这个企业是一个血汗工厂，然后是血汗工厂导致了青年员工自杀致死的时候，我第二次来到厂区的时候，我会发现整个厂区的气氛已经完全变化了，所有人都非常地浮躁，所有人都非常焦虑，所有人觉得这个厂区似乎着了魔一样，当时我们刚刚看到的报道中也会提到。

为了遏止这个似乎不可控的自杀潮，他们当时工厂的，企业的经营者，他们甚至于请来了五台山的和尚，崂山的道士，当时他们还告诉我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神人跑到富士康厂区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只要给我一个苹果的电脑，我可以作法，明天就可以使自杀全部停下来。

所有人都非常地焦虑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知道中了什么样的邪？连续自杀事件，不断地发生，5月26日的时候，郭台铭作为富士康的老板召集了全球媒体，在他们的一个大礼堂里，我当时也在现场，我会发现这是我人生当中遇到过最多记者的一次，整个大礼堂里布满了记者。

他们带着各种摄像摄影的设备，所有人都聚焦在一个人身上，那就是郭台铭，当时和我一起做研的还有一些清华的教授，我记得清华心理系的主任当时教了我一个词，他说凯文你知道吗？这种情况在美国叫做Media Circus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媒体马戏团，这么多媒体就来耍一只猴子，这只猴子叫做郭台铭。

郭台铭道歉，郭台铭说我花20万年薪请100个心理咨询师来我们厂区做心理咨询，郭台铭说我花一亿元在所有的宿舍里装工厂宿舍都装防跳，防自杀网，防跳楼网，我做所有的事情，我不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，但我道歉。

郭台铭道歉了，当天晚上发生两起自杀事件，隔一天27日没有，28日又是两起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自杀潮，自杀潮后面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当时做了深入的调研，我们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，这样一个规律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早就被揭示出来，叫做少年维特效应，也就是对于一些极端事件的细节的报道，错误的归因，以及不恰当的，不科学的报道会导致自杀危机发生传染。

所以，你会发现在互联网上，搜查到的网页数，你会发现第一起1月23日发生的第一起自杀事件的时候。整个互联网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网页在提到富士康自杀事件，但是在5月8日之后，在一些重要的媒体，比如说中央电视台，强力介入和深入报道之后，自杀非但没有阻止，反而愈演愈烈，最后就变成了整个互联网当中有八十多万的网页报道这件事情。

我们可以看到对富士康的报道越多，越详细，归因越简单，越是煽动起人们的愤怒的情绪，好像自杀事件就变得越英勇而越更多见，实际上我们第二次调研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听到一些员工会这样说，如果你觉得活得不开心你就可以自杀呀，你自杀以后可以得到100万，你还可以出名。

在这样的一个全民煽动自杀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当中，自杀真的变成了接二连三的十五连跳。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，我们最后的应对是什么呢？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心理健康事件了。我们最后有效的应对是，恰恰是通过中央政府指导媒体，科学地报道富士康自杀事件。这个科学早已证明，而且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查到，世界卫生组织也好，美国也好，很多西方国家也好，甚至我们香港，包括香港地区也好，都有关于自杀事件应该如何报道的媒体指南。按照这样一些科学的方法去报道富士康事件，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？

就是在5月29日左右，我们开始采取对新闻媒体报道富士康事件的科学的指导。这样的一个工作之后，富士康事件，连续自杀事件戛然而止。5月29日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富士康自杀事件。与此同时，你可以看到媒体报道量迅速地降低，而随之自杀事件也停止下来。

所以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最典型的一个自杀传染事件，同时也是第一次有效地通过控制媒体的不断报道，来成功地实现了自杀传染事件的有效的管控和停止。但是在这样的事情过程当中，要知道我们付出了很重要的代价，这个代价就是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，我们剥夺了民众对富士康连续自杀事件的知情权。

我们限制了新闻自由，所以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，也许大家可以回去仔细思考一下，那就是当生命的价值和安全，生命的自由和新闻媒体报道的自由，和人们的知情权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？是那些已经自杀，或者将要自杀的青年员工的生命重要？还是我们的新闻自由重要？还是我们的知情权重要？所以这是我留给大家思考的问题。